用户登錄投稿

中國作家協會主管

生命勝利了
來源:解放日報 | 餘華  2020年10月16日07:46

近日,在第四屆“海上重症論壇”上,作家餘華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,講述了文學與醫學的關係,並表達了對重症醫師的敬意。

在我的心目中,重症醫師就是救生員,在死亡威脅下救出生命。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來襲,你們第一時間挺身而出,不少人去了武漢和湖北各地,你們與其他科室的同行、與全國各地的同行,共同踩住了疫情的剎車。

接到這次演講的邀請之後,我開始去想文學與醫學的關係。

首先想到的是不少作家學過醫,外國的有英國詩人濟慈,有寫下了著名偵探小説《福爾摩斯探案集》的柯南·道爾,有大家熟悉的契訶夫,還有蘇聯的布爾加科夫等等,中國的作家當數魯迅。很慚愧,我也學過醫,但我只是一個“赤腳醫生”。

我做過5年的牙醫。中國過去的牙醫大多是江湖中人,是在油布雨傘下給人拔牙的,旁邊是修鞋的、理髮的、打鐵的小生意人。我1978年做牙醫的時候已經告別油布雨傘,是在正規的醫院裏,當時叫海鹽縣武原鎮衞生院,現在叫海鹽縣口腔醫院。當時,來我們醫院的大多是農民,農民把我們醫院叫作“牙齒店”。

文學與醫學的關係,我想兩者有一個共同點,都是有關疾病與健康、生與死。文學作品描寫了無數的疾病與健康,無數的生與死,醫學面對的也是這些。當然文學是虛構的,醫學是真實的。法國作家、思想家羅蘭·巴特在母親去世後寫下這樣一句話:我失去的不是一個形象,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。我想這就是作家與醫師的區別,作家面對的是一個個形象,醫師面對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。

去年我父親三次進入重症病房,第一次在杭州的醫院,第二次在海鹽的醫院,第三次在上海瑞金醫院。正是在瑞金醫院的3個多月裏,讓我對重症醫師的工作有了一些瞭解。

去年我從英國回來,趕回海鹽時,我們家裏已經在為我父親準備後事了。我在文學作品裏經常讀到“奄奄一息”,我父親來到瑞金醫院重症醫學科住院時的狀態就是這樣。可當時瞿洪平教授對我們説:“還有勝算。”

我相信瞿教授説這句話的時候,已經在一堆消極的因素裏發現了積極的信號。雖然這個信號很微弱,但是瞿教授和他的團隊抓住了,然後通過精準的治療和護理,讓這個微弱的積極信號打敗了那一堆囂張的消極因素。

這就是一個優秀的重症醫師的敏鋭和積極的態度。重症醫師面對的病人雖然病因、病情各不相同,卻都是危重的病人。我覺得,敏鋭是醫術,積極是醫德,也是人生態度。對於醫師,尤其是重症醫師,對待病人,積極的人生態度與高超的醫術同樣重要。

我父親10多年前因為腰椎間盤突出,走路開始困難,後來因為腦膜瘤的壓迫,走路更加困難。去年他在杭州做了腦膜瘤手術,88歲的年紀,在病牀上躺了近半年時間,後來又在瑞金醫院的病牀上度過了3個多月。去年10月底從瑞金醫院出院後的幾個月,他的心肺功能完全康復了,可以用助步器走路,最近還開始嘗試用枴杖走路。

然而,突然又來了白內障。左眼幾乎看不見,右眼的視力僅為0.3,連《新聞聯播》也看不清了。他是新中國成立前參加革命的老黨員,《新聞聯播》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內容。他以前就脾氣不好,最近更是經常發火。我在電話裏對他説,你看不清電視就聽聽廣播吧。他説不行,還是要去做白內障手術。

剛好瞿教授打電話來,我順便向他介紹了我父親的情況。瞿教授在電話裏説,老人的臟器功能恢復後,對生活質量的要求自然會提高。這句話讓我感受到了一個醫師對於人的理解。

我記得去年在瑞金醫院的時候,我父親肺部的炎症被控制住了,但身上還插着3根管子,包括氣切套管、鼻飼管和導尿管。瞿教授對我們説,下面要做的就是逐步拔掉這3根管子,要讓老人活得有質量。

人們常説文學是人學。什麼是人學?簡單説就是對人的理解。在這個意義上,醫學也是人學,而且是活生生的人學。

我年輕的時候,大概十七八歲的時候,讀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,裏面有一句話讓我至今難忘。保爾·柯察金在接近死亡的傷病裏挺了過來以後,奧斯特洛夫斯基寫下了這樣一句話:青春勝利了。當時我很年輕,這句話讓我覺得自己充滿了力量。

瞿教授告訴我,在瑞金醫院重症醫學科,最年長的病癒出院者有103歲。當我重新想起奧斯特洛夫斯基寫下的“青春勝利了”這句話的時候,“生命勝利了”這幾個字突然跳了出來。

是你們,重症醫師們,還有在重症病房裏吃苦耐勞、兢兢業業的護士們,讓一個又一個的生命,讓過去、現在、將來的生命,勝利了!